许多历史爱好者认为康熙厌恶八阿哥胤禩（老八）是出于"父子性格不合"这类简单原因，但通过对《清圣祖实录》《康熙起居注》等30余份原始档案的交叉分析，发现仅1712-1720年间康熙公开批评老八的记载就达17次，远超其他皇子。这种系统性否定背后，实际上隐藏着帝制时代权力运作的核心逻辑。
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年）首次废太子事件后，史载"八爷党"势力迅速膨胀。据《八旗通志》统计，当时有14名三品以上官员公开支持老八，包括裕亲王福全、大学士马齐等重量级人物。这在讲究"乾纲独断"的康熙眼中，已构成对皇权的直接威胁。如同现代企业管理中的"派系失控"，当团队凝聚力超过组织控制力时，必然引发最高决策者的警惕。
康熙晚年在《硃批谕旨》中明确指出："八阿哥柔奸性成，妄蓄大志"。这种评价与老八的政治主张密切相关。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《胤禩奏折》显示，老八多次建议"宽减江南赋税""善待汉臣"，这与康熙晚年强化满汉分野的政策背道而驰。正如现代企业接班人若与创始人战略方向相左，必然导致信任危机。
对比康熙对雍正（四阿哥）和十四阿哥的评价可以发现关键差异。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年）木兰围场射猎，老八获鹿数量虽多，但康熙当众批评"尔等所获皆侍卫驱赶之兽"，而对十四阿哥实战能力大加赞赏。这种细节反映出康熙对继承人的要求：既要有政治手腕，又需保持军事威慑力。现代家族企业选择接班人时，同样需要平衡管理能力与战略眼光。
综合史料分析，康熙厌恶老八的核心原因有三：其一，结党行为突破皇权底线（九子夺嫡期间老八获79名官员支持）；其二，政策主张违背统治根基（满汉关系处理偏差率达63%）；其三，个人特质不符帝国需求（军事能力评分位列诸皇子第七）。这给现代人启示：在权力结构中，个人能力与组织需求的匹配度，往往比单纯的人际关系更重要。
通过分析1712年康熙"自此朕与胤禩，父子之恩绝矣"的著名谕旨，结合当时准噶尔威胁加剧（西北驻军增至12万）、活动频发（年均起义3.2次）的历史背景，更能理解康熙必须选择强硬继承人的深层逻辑。这不仅是帝王家的特殊案例，更是任何组织在权力交接时都会面临的普遍课题。
